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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贫穷的都铎王朝:英王因何不敢得罪乡绅?

发布时间:2019-04-24 04:28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107 字号:

欧洲大陆国家第二个主要资源是出售行政机构和法律系统中的官职。但是,英国政府机构仍然小得可怜,伊丽莎白女王想增加法律官员的数量,但这个企图在1587年的卡文迪什案中被法官所挫败。此外,已有的这样的官职被官员和朝臣拿来买卖,国王从中一无所获。 (詹姆斯一世很晚进入这个领域,即1616年,但是,他从中获得的好处未能抵消因此带来的不得人心。)同样严重的是如下事实:君主制在行政管理上的弱点以及由此导致的依靠于乡绅和商人,并从他们那里获取支持,这使得它不能或不愿意调整旧税以适应新形势。伊丽莎白时期的政府把政治亲善置于财政效率之前,结果,它未能调整税收以应对通货膨胀或者对新财富征税。关税税率表向海关申报商品的价格,尽管进口商品价格稳步上升,但在八十年时间内,该表仅被改动了一次,与此同时,从监护权所得的收入实际上呈下降态势,议会特别津贴被估定的金额维持不变。在1603年之前,有产阶级习惯于避税,斯图亚特王室试图强化措施,通过征税、为监护权征收罚款、强制性借贷或征收船钱,从实际层面上对富人征税,这必然遭遇严重的法律和政治障碍。 斯图亚特早期君主政体在财政上全面收缩,这是因为它只能以政治危机为代价,获得财政偿付能力和税负的公平分配。

国王失去了没收的教会财产所带来的财政以及政治上的好处,也未能开发出可供替代的收入来源,后者对其他欧洲大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主要矿物的专卖权是其中之一。明矾是罗马教皇的主要经济来源,西班牙是黄金和白银,法国是盐,瑞典是铜。在1568年的诺森伯兰郡伯爵讼案中,普通法法官作出了不利的裁决,剥夺了英国国王从英国几乎无限储量的煤和非贵金属中获利的机会。它最先试图开采铜,接着又开采盐和明矾,但都未能从中获利。

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即便是试图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属于它自己的官僚机构,且不仅仅是最基本的官僚机构,政府也遭遇了失败。失败的原因仍然模糊不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学家未曾问过自己,为何原因是16世纪早期所谓的“行政革命”仅局限于威斯敏斯特。看上去已发生的事情是都铎王朝早期的国王慎重地加强乡绅的权威,以此作为摧毁过于强大的臣民即中世纪晚期大领主的地方势力基础的一种手段。这些大领主构建了对地方权力、特权和庇护的最令人生畏的完全控制,由是该地区的乡绅几乎完全依赖于他们的公正统治,而不是依赖于国王的统治。 对于政府革命问题,近来听闻很多。相较于改进中央行政机构,即所谓的都铎王朝政府革命,摧毁这些地方垄断是一项更加困难和棘手的工作,在加强王权上的作用更为重要。这一进程的全部细节,其中包括通过逐步形成一个依靠王权获得晋升和权力的富裕乡绅阶层,从而逐渐削弱领主的权威,这些细节已被挖掘殆尽,对英格兰北部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详细说明,那里的情况最为严重。

1671年,查理二世王政复辟的缔造者,乔治·蒙克,阿尔伯马尔公爵,发表了《防止内战的一些说明》。他制定了四个原则,其中前三条是对战略要塞的可靠控制、“国家只有一种宗教”以及“充裕的公共财富”,然而,第四条是对绝望的穷人的牵制、占领和控制。 依照蒙克的标准,伊丽莎白时期的政治结构存在不足。无论从它的政治支持、财政资源、军事和行政力量、社会凝聚力、法律从属关系、宗教团结或是对宣传的控制来看,它似乎充满了矛盾和弱点。从1559年至1629年这七十年间这些矛盾和弱点的的发展,成为目前注意力必须关注的内容。

沿着这些路线进行讨论,并不意味着任何未建立在高度共识之上的社会都易于瓦解。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中间的结构功能主义者严重低估了冲突的程度,以及基本上过时或功能失调的机构的数量,这些机构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它们能够被吸收,其间并无太多不适。直到19世纪早期,我们的祖先容忍一定程度的不经意的个人暴力,以及一定程度的公众骚乱,而这些在今天文明社会中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都铎时期的国家缺乏强力来打倒反对派,联合支持使得强力显得没有必要,但国家仅暂时地拥有这种支持。当上层人士开始争吵时,要么结构必须改变,要么整个系统在重压下开始摇晃和震动。

伊丽莎白时期的国家在权力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上有显著缺陷。让我们从金钱开始,这是所有政府的主要依靠。这是都铎王朝早期似乎将要解决的一个问题。1522年,一个新的、相对可靠的估价已经完成,它成为议会对财产征税的基础,这是近百年来的第一次,也是一百余年来的最后一次。此外,随着贸易的增长,关税收入猛增,复活的财政封建主义从地主阶层那里压榨出财富。 然而,最重要的是如下事实,在1536年至1552年期间,国王得到了修道院和小教堂的巨额财产,一般估算(没有太多确凿的统计证据)至少达到全国财富的四分之一。 如果这笔财产得以保留和利用,以其能够创造出的财富以及所带来的政治和宗教庇护,它将为国家提供压倒性的资源,这会使它实际上不依赖于议会征税。但是,甚至在这笔财产被消化和吸收之前,其中大部分已被廉价出售,用于支付战争费用,因此,到1562时,国王仅剩一份足以自给的收入,这份收入就和平时期而言,若严格控制开支的话刚刚够用,但远不充裕。 一旦有战争出现的迹象,国王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议会乞求资金。

本文节选自《英国革命之起因(1539-1642)》,作者:[美]劳伦斯·斯通,译者:舒丽萍,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译丛

最后以此结束这一连串潜在的或实际的弱点,即政府对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控制力不够。新闻审查制度在法律上牢固确立下来,但是,由于贵族对清教徒小册子作者的保护、从国外走私图书以及英国地下印刷机的运转,该制度的有效性受到削弱。 当时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是布道坛,然而,国王和主教丧失了许多有俸教士职位的授予权,该权力转给了俗界人士,这些俗界人士本身存在着分歧,这意味着从未有过这样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讲道者没有对他们的教堂会众力陈那些触怒政府甚至危及政府的思想。此外,文法学校和大学也充斥着大量教师,这些教师对国教会的同情决非是绝对的。 在一个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不能严格掌控传播媒介,对政府而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

国王为了加强自身的司法权威,设立了一系列新法庭,对某些地理区域(威尔士法庭、北方法庭和西方法庭)、某些类别的人(监护法庭、财政法庭)以及某些类别的犯罪行为(星室法庭、申诉法庭、海事法庭),行使司法和行政管理权力。相较于普通法法庭,这些法庭更多地受到国王的控制,它们的诉讼程序更为迅捷和廉价,它们的官员更关心严格的司法管理,较少关心对过时的法律古语的维护。但是,普通法法庭幸存了下来,随之保留下来的还有普通法传统,这些传统在即将到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如果有人用尽所有后见之明的智慧,去思考都铎王朝鼎盛时期的政体结构,也即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第一个二十五年,那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代,正值1580年代后期暴风云开始聚集的前夜,那么,他会看出,该政体结构实质上是不稳定的。这里不是重启都铎王朝早期要努力达到什么目标这个问题的地方。它仅仅是一个中央层面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吗?它只是一种政治平衡吗?存在于“王在议会”原则中的最高统治权这个概念概括了这个政治平衡的最典型特征。1498年,西班牙大使向国内报告,亨利七世“想要以法国的方式统治英国,但是,他做不到”, 或者他的话更接近于都铎王朝政体的特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亨利七世,尤其是亨利八世,向英吉利海峡对岸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他们迫切渴望获得那些权力,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强有力的君主政体正是基于这些权力之上。亨利八世曾坦率地告诉爱尔兰人“我们的绝对权力,我们高于法律”。在都铎王朝早期王室成员对待法律的真实态度这个问题上,17世纪的爱德华·洛德·赫伯特似乎比一些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有眼光。相较于对该精神的忠诚,这些历史学家更容易对文字上的一致产生兴趣。洛德·赫伯特曾这样评论亨利七世,“他过去经常转弯抹角地接受他们的(普通法律师)建议,而且只限于了解他自己的图谋有多么安全,这样一来,与他们不同的危险会更少。尚存在的偏差,他将如此调整,就像他在国内的行动仍是,如若不属于他们的范围,但至少从普通法中找到它们的借口。” 很多年以来,在学术界使用“都铎专制主义”是不被接受的。在那些年之后,“都铎专制主义”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渴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不是作为一种现实,最终成为能够再次被谈论的事情。 有证据证明,在1470年至1558年期间,特别是1529年至1547年期间,英国官方为了构建强大的君主政体,渴望获取一些工具;就本性和倾向而言,亨利八世并不是一个立宪君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专制君主,他必然通过法律和宪法途径来获取新的权威来源。在16世纪30年代,国王和他的顾问扩展了叛国罪的定义,使之涵盖了口头言论,从修道院手中夺取巨额财富,控制了大学,强化特权法庭的权力并编纂成了法规条款,把威尔士纳入英国的行政和法律系统,粉碎了英格兰北部的一场叛乱并最终使之从属于来自伦敦的控制,宣传君主是教会的首领,试图扩大布告的法律权威,对于这一点,我们仅能猜测其实施方式,但是,它无疑激起了议会的充满怨恨的敌意,此外还有不太认真地考虑组建常备军的计划。

为了消解这些离心倾向,亨利八世在由于王朝安全的缘故与罗马决裂后,竭尽全力创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教会,这个教会将整个国家团结在国王周围。尽管有残忍的叛国罪和异端法,他的这个尝试还是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他缺少执行其意志的行政官员。一旦他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亨利发现自己正骑在一只老虎的背上;他既不能控制它的行动,也不能在它勇往直前时跳下来。尽管他可能希望固守相对正统的天主教教义,但政治逻辑和日渐增长的公众舆论的压力迫使他走向新教方向,这个方向飘忽不定,但最终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不挑战圣彼得继承者的宗教最高地位,他很难与罗马决裂。如果不抛弃贞洁和贫穷的理想,他很难废除修道院,因为修道院的修士或修女代表了这个理想;如果不否定圣徒代人祈祷的价值和对圣徒遗物的崇拜,他就不能从圣徒的圣殿中夺取珠宝和贵金属;如果不摈弃为死去的人祈祷和炼狱的概念,他就不能去做准备,废止为做弥撒用的捐赠。无论他多么反复无常、摇摆不定,通过诸如在同一天内以异端罪烧死三个新教徒、以叛国罪绞死两个天主教徒这样的姿态,恐吓两边的教徒,事件带来的压力不可阻挡地将英格兰带向了宗教统一体的分裂。

如果英国君主政体缺少钱,那么它也缺少军队。在16世纪30年代,政府的一些成员正在考虑一个计划,即用没收的教会财产供给经费,创建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另外,在1540年代,一支数量可观的意大利和德国雇佣兵军队驻扎在英国本土。 它们有效地镇压了1549年的农民起义,但是,1551年,作为节约措施,这支军队在付清工资后被解雇。此后,国王不得不依赖于装备很差且缺乏训练的地方民兵组织,还有数量极少的私人卫队,在紧急情况下,召集权贵和他们的侍从、佃户以及仆人这些传统势力。 在没有臣民自愿进行军事支持的情况下,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无法针对内部叛乱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上述走向绝对主义的努力步履蹒跚,接着突然停止,这部分归因于强大的中世纪机构和政治传统的残存,尤其是普通法和议会,还有部分归因于国王和他的主要大臣都未曾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这项工作。然而,一个同等重要的理由是偶然性因素,即在太短的时间内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国王除了要面对宗教改革问题之外,还要勉强掌控中世纪的封建贵族,改善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恢复法律和秩序的一些表象。由于与罗马决裂,对合法性和公众支持的绝对需要迫使国王与议会进行积极磋商,无论他是否喜欢这样做。只要议会是合作的,这个过程增加了行政领导的立法权力。但是,在1540年代早期,由于两个宗教导向的贵族派别之间裂痕加深,危机进一步加剧,那时,国王采取了致命的步骤,即从1543年到1551年,在与法国之间的重要对外战争中,国王转移了它的政治能量,浪费了其财政资源。这场战争就其结果而言特别地徒劳无益——夺得了一个港口城镇布洛涅,就其手段而言尤其浪费,这个事实只是加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冒险活动的历史悖论,这场冒险可能帮助改变了英国历史进程。 到它结束的时候,国王已出售或送掉了大部分修道院和小教堂的财产,统治阶级分裂为两个相互对立的宗教狂热派别,维护绝对主义王权所需的雇佣兵因缺乏资金而被解散。议会愈发坚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现在牢固地立足于它的财政权以及在取得宗教和解这个问题上需要它的立法援助之上。1558年之后,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顾问放弃了建立一个欧洲大陆风格君主政体的所有雄心,专心致力于管理政治机构,就如他们得到这些机构一样。对于他们自身而言,很不幸的是,他们所继承的制度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制度。

社会结构上同等严重的缺点加重了宗教领域的这个弱点。由于剥夺财产和公民权以及没收财产的王国政府政策,再加上人口自然缩减的强有力协助,到1540年时,中世纪晚期过于强大的臣民大部分,如若不是全部,都已被除掉。但是,为了获得地方和国家对宗教改革协议以及王朝继承的支持,亨利被迫用新的公职贵族或军事贵族取代这些大领主,在修道院和旧贵族的废墟上,扶植这些新贵成为地方性大地主。这一进程的经典例证是封授拉塞尔家族为贝德福德伯爵,使其成为英国西南部各郡的重要权贵,以便保持朝廷对偏远、危险地区的控制力。 这在那时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将来有一天,这些贵族的继承人可能运用这个权力和圣职授予权转而反对国王。此外,这个新亨利王贵族一被封授,1540年代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就迫使国王廉价抛售新近获得的教会地产中的更大份额。通过直接出售或转售,这份地产落入地方约曼农和乡绅手中,由此创立了一个地主阶级,在政治体制中,这个阶级的愿望和利益最终必须想方设法给予照顾性考虑。

接下来的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出现极端的宗教振荡,各自通过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强加给不情愿且不知所措的人民,这反而加重了混乱状态,预示着宗教上无政府主义的到来。教士与他们的女管家结婚,接着又被迫与他们的妻子分居; 他们从用拉丁文进行的天主教弥撒仪式,转变为用英语进行的慈温利教义的圣餐礼,接着又转变回来。在1520年代,教会执事花费了大笔钱财在他们教堂的墙上描画圣经中的场景,增加新的圣徒偶像;1549年,他们把墙壁刷白,移走了十字架圣坛;1553年,他们又匆忙地把它们放回原位;1560年,他们又将它们拆卸掉。伊丽莎白时期的官方政策是用冷淡的、愤世嫉俗的国家全能论,来支撑英国国教的难以令人信服的政治妥协。在冷却宗教热情以及避免教义战争的爆发上,它无疑是成功的,这些教义战争与敌对的贵族派别相联系。但是,它并非被设计——的确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能被制造——用于满足急需精神食粮的这个群体的需要。这群饥饿的人被迫到其他地方去寻觅。即便是它的首席设计者之一,威廉·塞西尔爵士,也承认更狂热的新教徒必定把它视为“伪装的天主教或大杂烩”。 官方教会缺乏坚实的教义基础,这阻碍了任何过分自信或传教热情的发展。很少人相信它能够持续下去,更少的人仍然能够满腔热情地团结在一个教会的周围,这个教会甚至不能就圣餐的性质作出决定。伊丽莎白时期教会抱负的象征以及其嗜好是从许多乡村教堂的圣坛隔屏的十字架上移除基督的形象,用王室纹章取而代之。与它半心半意地迫害持异议者相结合,这种漠不关心容忍了狂热的非国教徒群体的发展,甚至使之不可避免,这些群体是实质性的且有影响力,它们偏向左边和右边,即清教徒和天主教徒。此外,在1540年代和50年代,国王心不在焉地把许多国教会教士的有俸职位的授予权,连同修道院的地产一起,赠送或出售给了俗众,这一步棋回想起来,可以看出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意味着绝大多数神职人员的任命不是受国家或教会的控制,而是由个体的世俗地主控制。国王和主教都不是他们自己的教堂的主人。

在16世纪上半叶,政府成功创建了一个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以财政大臣为首脑,枢密院为主要执行机构。这不是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工作成果,在他逝世时,遗留给国王的是一片混乱状态,各财政机构彼此竞争。这是其继任者的工作成果,后者坚定地恢复复兴的财政部的中央财政权威。但是,即使如此,异常现象还继续存在,比如独立的监护法庭,此外,守旧的官员们继续进行各部门之间的战争,这些战争持续很久并经常取得成功,这对效率不利。

国王的注意力转向了其他问题,即16世纪30年代的宗教改革和1540年代的战争和通货膨胀,无论如何,此时旧贵族还没有完全臣服。正如所见,结果是使得国王严重依赖于议会,以寻求政治和财政支持。下议院中所代表的阶级很乐意在宗教和政治政策上支持国王,但前提是只要依靠他们统治乡村和城镇。因此,国王无法进入创建强大君主制的下一个阶段,用它自己的带薪官员取代地方乡绅。结果是达成了一份心照不宣的协议,划清责任界限,地方行政的主要责任必须交付给无薪的乡绅和城市知名人士,他们的忠诚和效率依赖于基于其利益、特权和偏见的仔细考虑。 地方特殊主义非但没有被逐渐削弱,反而随着中央政府的发展而逐步成长。

如果一个强有力的全国性代表机构未曾从中世纪历史中幸存下来的话,所有这些弱点并没有那么重要。这个机构经历了16世纪早期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关于这场斗争的完整故事尚未被讲述),成功为自己保留了同意征税和就立法进行表决的基本权力。 与这形成对比的是,确定所谓的“君权”的不明确的权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王权渐增的超凡魅力性质。霍尔拜因所绘的亨利八世的画像,像巨人一样,双手叉腰,两腿分开站着,完美地展示了新君主制的形象。 伊丽莎白继承了一些她父亲的易怒、独裁主义的性情,连同他的魅力,后者是在她想要运用它的时候,所以,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第一,她从登上王位那一刻开始,就与她的议会发生了严重的纠纷;第二,从短期来看,她通常设法做到了为所欲为。 但是,日常战术上的灵活性,并不能替代在基本战略方针和从宪法上划分责任这两个方面创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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