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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鼓吹袁世凯复辟的洋顾问,为何深感冤枉?

发布时间:2019-04-24 12:55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点击:132 字号:

除了写出那篇备受争议的备忘录,古德诺在1915年还为中国做了别的事情,其中就有为中国应对日本的“二十一条”提出建议。尽管日本强迫中国对“二十一条”保密,但1915年3月初,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向古德诺透露了全部内容,他这么做出于两个目的:(1)征询古德诺的意见,(2)向美国政府和报界泄露

古德诺自然感到冤枉,抱怨他在袁世凯复辟阴谋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错误指责。古德诺在给朋友约翰·弗格森(John Ferguson)的信中称,他给袁世凯的备忘录“几乎被报纸的报道完全歪曲。这些报道几乎全部引用一个叫做‘筹安会’的组织的成立宣言,宣言把他们的某些主张强加于我,既不正确,也没有把我在备忘录里说明的那些限制条件包括进去”。很不幸的是,古德诺并没有意识到袁世凯复辟阴谋的外在因素。

事实,那就是美国从英格兰那里继承了宪法和议会政府的法则,并且在美国建立共和制之前,这些法则已经在美国实行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他没有提到英国向没有代表权的北美征税的问题,“无代表,则不纳税”是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主要动因。)古德诺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数世纪以来则已经习惯于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 这也是中国人没有研究政治之能力的原因。“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也。”古德诺强调以下论点: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作者:徐国琦,译者:尤卫群,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

“二十一条”的要求。1915年3月10日,古德诺写道,他通览了全部二十一条内容,建议中国接受大部分条件,因为中国早已经同意了这些条件。但是他特别提醒中国人警惕第5条所包含的危险,建议中国应该提出“严正抗议”,因为同意这些要求“将使中国政府丧失极大一部分主权”。在中国人的指示下,古德诺谨慎地纯粹以个人名义给美国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写信,透露了日本“二十一条”的内容。在1915年3月10日这封信中,古德诺说明:

尽管如此,当古德诺的备忘录被公布,袁世凯的复辟阴谋公之于世后,一些美国报纸即对古德诺展开抨击。《华盛顿邮报》一篇题为《一份奇异的文件》的社评称,很难相信一位美国学者竟然给出这种支持君主制的意见。“古德诺教授的历史课看起来是学颠倒了。”《洛杉矶时报》报道说,古德诺相信在中国建立立宪政府最好是通过君主制而非共和制。《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在1915年报道,古德诺“仍然是一个健全的好美国人,但是他将不得不一再向某些同胞做出解释。他向袁世凯总统建议,他了解在中国这种环境中皇帝会比总统更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更加健康、富裕和明智的国家。他实际上否认了美国方式是一剂专利良药,中国并不比美国某些地区的人对此有更多认识”。不过这篇文章的口气并非对古德诺充满敌意,文章最后总结道:“在我们非难古德诺教授之前,先将墨西哥美国化再说。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实验标本,穿上我们的七里格靴到遥远的中国去是没有用的。”

布莱恩后来邀请古德诺见面,两人就中国局势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谈话。

1914年10月24日,古德诺复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黎照寰(J. Tsang Ly),因为他对古德诺关于中国的真实看法提出质疑,怀疑古德诺损害了中国的共和事业。古德诺再次说明自己的立场,并在最后总结道:

芮恩施在1915年10月11日致国务卿的电报中报告,中国几乎所有要员都赞同就政体形式举行公开投票。帝制运动的领导者梁士诒曾向芮恩施强调帝制运动符合宪法的一面,他自称成功使政权脱离军阀之手,而使其带有平民性质。他坚决支持建立可以开展充分自由辩论的代议制政府,他的愿望是通过这次政体变更,达到建立财政及行政的自由开放管理形式的目标。他也极为注重聘请资深外国专家参与公共管理所有分支机构的实际工作。芮恩施指出,梁士诒“成功地向总统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这些政策全都是可取的”。

迄今为止,中美两国的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古德诺要么受到了欺骗和愚弄,要么他确实拥护君主制。我们需要对这样的观点重新进行审视。自从1913年来到中国之后,古德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看法始终保持一致。他一向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和制政府,中国和中国人都不够条件,中国需要一个像袁世凯那样的强人。1914年5月,随着《民国约法》的颁布,袁世凯实际上将自己变成独裁者,当时古德诺仍然宣称,“袁世凯总统是现有的维持共和制政府的最佳人选”。古德诺在1914年5月的文章中指出,“目前西方的文明及其制度本身显得比东方的文明和制度更为有效。在东西方的冲突中—这种冲突可能才刚刚开始—所有迹象都表明西方是优胜者”。他继续写道:“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的问题。其出路一定不在于模仿欧洲—尽管会受到欧洲观念的影响—而必须根据中国的传统和历史,谨慎而缓慢地找出符合中国人生活特性的解决办法。”古德诺在1914年11月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尽管中国试图建立共和制度,

一方面是新观念的热烈倡导者,一方面人们有更多的保守因素,两者抗争导致的就是政府实际上陷入瘫痪状态,其结果就是改组政府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在我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爱国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聚集在总统的周围,尽可能控制住建立独裁政权的趋势,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老一辈人当中都有相当多鼓吹专制的人。我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很多年轻人可能不赞同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我愿意承认更为激进的年轻人都是爱国的,并且无私地努力建立一个比眼下中国的共和政府更近似于美国和法国那样的政府,但与此同时,我认为你们年轻人也要相信,那些对形势有不同看法的人,促使他们行动的动机也是正当的,正如促使你们自身行动的动机一样。

在这一政治形势的大背景之下,让我们看看1915年古德诺的备忘录以及它同复辟方案的关系,看一看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古德诺在备忘录中究竟写了些什么?这里值得花一些篇幅来审视它的内容。古德诺解释道,美国共和制度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这样一个

我刚刚从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了解到日本向中国所提要求的内容。想起我们在另一天的谈话,我考虑之后觉得最好还是写信告诉您这件事。如果中国接受这些要求,她的国家主权完整将受到极大损害,美国的利益也会受到危害,尤其是在南满和福建省。我得到的消息进而使我想到,如果日本强迫中国接受这些要求,中日和平就有破裂的危险……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劝告日本不要坚持让中国接受日本提出的所有条件。

美国从来没有在中国认真推动民主,它在中国的政策主要以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民主或人权观念只是美国在中国谋求其国家利益的手段。1919年,当中国人呼吁正义公理的时候,威尔逊总统正在同日本人做交易。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他毫不犹豫地盛赞毛泽东。1989年,布什总统(George H. Bush)秘密派使者访问邓小平,承诺照常维持以往的商业往来。

在表示支持建立君主立宪政府的观点的同时,古德诺看上去确确实实对于帝制活动的进展之快感到惊讶。他告诉美国报界,他已经向总统建议做出变更要审慎,然而很意外袁世凯这么快就决定要当皇帝。古德诺甚至声称“偏向于有限君主制”,如同他在巴尔的摩一家报纸上所说的:

由共和改为君主,而欲得良好之结果者,则下列之要件,缺一不可:(1)此种改革,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反对,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极力扑灭之乱祸,再见于国中;盖目前太平之景象,宜竭力维持,不可使生危险也。(2)君主继承之法律,如不明白确定,使嗣位之问题,绝无疑义,则由共和而改为君主,实无利益之可言。……(3)如政府不预为计划,以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则虽由共和变为君主,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盖中国如欲于列强之间,处其相当之地位,必其人民爱国之心,日渐发达,而后政府日渐强固,有以抗外侮而有余。然苟非中国人民得与闻政事,则爱国心,必无从发达,政府无人民热诚之赞助,亦必无强固之力量。而人民所以能赞助政府者,必先自觉于政治中占一部分,而后乃尽其能力。故为政府者,必使人民知政府为造福人民之机关,使人民知其得监督政府之动作,而后能大有为也。

然而不同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这样的尝试是在不具备任何议会政府的经验之下做出的。换句话说,这是在打下议会制度的基础之前,便尝试建立共和制度……因此必须承认,中国必须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要么是一个临时性的独裁政权,伴之以在政治权力发生改变的条件下的种种邪恶;要么是一个适合她需要的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在这两方面做出选择:一方面从长远来看可能是一个国家所能有的最坏的政府形式,即军事独裁,除了武力因素之外,没有既定的继任规则;另一方面是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

尽管袁世凯称帝的计划激起了现代军阀在中国各地的兴起,为民族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袁世凯的动机可能并非纯粹出于个人私欲。在不否认个人野心作用的前提下,我希望提醒人们同样要关注一些其他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袁世凯非常想把中国变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国家。陈志让(Jerome Chen)在他所著袁世凯传记中对袁充满批判,但他注意到了这一方面。根据陈志让的看法,袁世凯“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强大的力量来自统一,统一来自对他的服从”。袁世凯相信,一个政府,不管它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只是通向国家最终富强的手段。袁世凯深信现代化、国力的强盛和保持正常秩序都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其他政治领袖也持有同样的信念,如孙中山就认为太多的民主会妨碍“快速、和平、有秩序地”调动资源。另一位改革先锋梁启超曾建议袁世凯学习善为政者“暗中为主,表面为仆”。为了达到国力强盛的目标,如果袁世凯认为共和制行不通,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建立一个不同体制的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解释袁世凯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期间的所作所为。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时,袁世凯愤怒至极,立即下令停止所有复辟活动。据袁世凯的机要秘书、直接参与帝制筹划的夏寿田说,袁世凯当时大发雷霆:“我要当皇帝,也绝不在日本人手下当皇帝。”夏寿田称,袁的这一想法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二十一条”的谈判结束之后,帝制活动才重新恢复。在遭受“二十一条”的屈辱之后,袁世凯更进一步确信,只有一个大权在握的最高统治者所领导的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避免将来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顾维钧(Wellington Koo)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之前曾在袁世凯身边工作,他在1916年1月向美国政治和科学学院解释道,选择君主制的决定,反映了对一个“能够凝聚人心、建设富强国家、帮助实现人们炽热的爱国愿望的政府”的需要。正如李剑农注意到的,复辟帝制最正当的理由之一,就是“共和制不适合国情……非改弦更张,不足以救亡”。甚至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也注意到这条理论依据,他在给英国外交部沃尔特·兰利(Walter Langley)的信中说:“中国人背后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就是,比起共和制政府,君主制能让他们更有效地抵制日本的侵略。”朱尔典尽管并不喜欢袁世凯的复辟方案,但在袁世凯死后,他仍然给予袁世凯高度评价,称他是“一个伟人和真正的爱国者”。

古德诺总结道:“以上所述三种条件,皆为改用君主制所必不可少。至此种条件,今日中国是否完备,则在乎周知中国情形,并以中国之进步为己任者之自决耳。如此数条件者,均皆完备,则国体改革之有利于中国,殆无可疑也。”对于古德诺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有一个宪法基础存在,才能进行政体的变更。

1915年8月31日,美国驻北京公使馆代办马慕瑞在给国务院的官方报告中称,在8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各种声称根据古德诺建议而起的帝制宣传突然大量涌现,令人吃惊,表明有人事先早已作好精心策划”。报告指出,尽管古德诺在备忘录中限定了那些保留条件,但是在中文报纸上,一律将他的话作为“君主制优于共和制”的论断来引用。古德诺“从那时起便被视为支持甚至鼓吹帝制运动的人”。8月16日,报纸上登出“以筹一国之安”和以切磋“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的见解为目标而建立的筹安会之成立宣言。马慕瑞的报告显示,8月18日《京报》的采访中,古德诺发觉有必要否认强加于他的观点,两天之后,该报全文刊登了他的备忘录。马慕瑞的报告指出,即使在报纸全文刊登备忘录之后,也未能阻止筹安会的拥护者错误引用古德诺的话,他们继续把古德诺的观点看作对帝制宣传的支持。马慕瑞写道,由于遭到诽谤,古德诺为了澄清立场,给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某些同事施加压力,因为这些人是对筹安会骨干有影响的人。结果,8月28日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一份声明:“关于‘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问题的讨论,古德诺博士除了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所包括的意见之外,没有发表过任何看法。我们特此声明,以免对这个问题产生任何误解。筹安会。”马慕瑞最后提议:“我有理由相信,古德诺博士已经充分意识到,他接受指令为总统所准备的机密资讯,被筹安会断章取义地引用,他的观点被歪曲。他事实上已经成为筹安会为达到目的而利用的工具。他对这种行为感到愤慨。”

除了中国的国内局势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外部形势也对袁世凯称帝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在进行的一战和日本对中国欲壑难填的霸占野心,可能迫使袁世凯为了控制局面、避免国家四分五裂和成为日本的附庸而采取激烈手段。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企图,以及中国在面临外国威胁的时候何其无望的地位。日本的“二十一条”及正式发出最后通牒,使中国别无选择。中国要么让步,要么直接面临侵略。以往的看法是,袁世凯以对日本“二十一条”让步为条件,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但是情况也可能恰恰相反,袁世凯建立帝制的方案是对日本人所提要求的直接回应。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的险恶条件下,袁世凯努力想找出一条生路。不幸的是,袁世凯选择自己当皇帝,而古德诺看上去为他的选择提供了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如果确实如此,在袁世凯的复辟计划当中,古德诺的作用充其量也只是次要的。古德诺关注的重点始终侧重立宪步骤,而不是袁世凯竭力确立的任何实际政策。

古德诺的合同有效期终止于1917年4月。1928年,在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的指示下,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邀请古德诺进入一个新成立的国际事务常设委员会,担任美方成员代表,这个委员会是中美两国在1914年9月15日共同签署的一个条约中同意建立的。123双方政府各指派两名代表参加,只要其中一人是其国家的公民即可,第五名成员则由中美两国共同指定。古德诺被告知,“尽管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但其成员没有特别义务—除非订约双方将意见分歧或争执提交到委员会”。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回复凯洛格:“接受此职是我极大的荣幸。”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讽刺古德诺和袁世凯的漫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

古德诺的想法同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想法相同,也与美国对华政策相吻合。美国人的确对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最初采用共和制产生了巨大影响,那场革命甚至被形容为“一场在中国发生的美国革命”。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美国人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人持种族歧视的态度。他们通过《排华法案》,不允许中国人成为美国公民;很多人怀疑中国人具备实行民主的能力,他们并不把他们在西方国家施行的原则用于中国。古德诺的思想只不过反映了自己国家一贯的历史现象罢了。

我[于1915年夏天]到中国的时候,发现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帝制运动,我被要求就这一议题写一份备忘录。我在备忘录中表示,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考虑到中国的传统,君主立宪对这个国家来说可能是更好的政府形式,但前提是中国人必须非常赞同这一制度。同时列强也能接受,决定继承权的方法应该非常透明……应该明确规定由长子或者近支男丁的最长者继承权位……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我相信,鉴于中国目前的教育状况,它对这个国家最为适合。它能避免在选择总统继承人的重重困难中发生革命的可能,我们已经在墨西哥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中国则从来没有遵循过这种继位方法。

如果说袁世凯称帝是出自中国人的复兴愿望,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的毁灭也由同样的因素造成。在反对袁世凯的人中间,压倒一切的考虑是中国的国际地位。梁启超相信,政体的突然改变,将给中国以平等一员加入国际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他坚信,在中国努力争取参加至关重要的战后和平会议时,君主制将使中国偏离方向,进而为日本提供更多攫取中国利益的机会。梁启超对袁世凯进行了猛烈抨击,称袁世凯犯了七条大错,第一条就是缺乏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对于梁启超和首个兴兵反袁的将军蔡锷来说,为了四亿中国人的尊严,必须发动一场反袁护国战争。梁启超不遗余力地阻止袁世凯的复辟企图,以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直截了当对袁世凯大加挞伐。梁启超告诉女儿:“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不仅以笔作武器,还亲自加入军事行动,南下同首义反袁的蔡锷联合行动。南下之旅极其危险,险阻备尝。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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